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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管國企 有理有據
                      2017-02-13集團新聞 文章來源 : 集團網絡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國有企業給予特殊重視。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要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但是當前關于中國要不要國有企業、要不要堅持黨管國企,不少人還有思想困惑。實際上,只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迷信書本、不迷信西方,就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堅持黨管國有企業,具有充分的理論、歷史和現實依據。
                      一、中國為什么必須辦好國有企業
                      中國必須辦國有企業、必須堅持黨管國企,這是政治上的要求,也是經濟上的要求。從政治上看,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征,只要中國還是共產黨執政、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還是領導階級,就必須堅持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
                      歷史上,國有企業是中國啟動現代化的主要動力,不是配角,更不是阻力。鴉片戰爭后,歷史給了中國的民族資本100多年的發展時間,但是民族資本并沒有促使中國啟動工業化和現代化,民族產業也處于風雨飄搖的境地。這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之后,一切落后國家的共同命運:民族資本受封建制度和國際壟斷資本雙重壓迫,不可能走上現代化道路,只能做附庸、做買辦、寄人籬下。中國進入大工業時代,是從上世紀50年代建立國有經濟體系開始的。1952—1978年間,中國每年積累的工業資產就相當于舊中國一百多年積累工業資產的總和,我國也因此成為世界唯一的產業門類齊全的發展中國家。這雄辯地證明,只有國有企業才能振興中國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這是應當充分肯定的。但同時要看到兩點:第一,民營經濟的發展受益于國有企業打下的基礎,在基礎科研、人才、裝備方面搭了國有企業的很多便車,大量民營企業的第一桶金來自國有企業改制。如果沒有國有企業撐起完整的產業基礎,民營企業也很難發展起來,就像舊中國和那些陷入貧困陷阱的國家一樣。第二,我國在世界上領先的載人航天、探月、深潛、高鐵、特高壓輸變電、移動通信等領域,均是國有企業主導,打破了國際壟斷。國有企業在安全生產、職工福利、社會責任方面,也走在民營企業的前面。
                      正是依靠國有經濟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中國才獲得了經濟獨立和國家安全。正是國有企業實現了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一代產業工人舍生忘死,才奠定了今天中國的經濟基礎。每當國家和人民遇到危難,國有企業總是召之即來、不計代價,沖得上、打得贏。所以,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的根基和靈魂。
                      放眼全球,資本主義國家在上世紀50—70年代迎來黃金時代,這同時也是其國有化程度最高的時代。蘇聯、東歐以及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曾經依靠國有化建立了比較獨立的產業,成為“明日之星”,但后來接受了新自由主義,主動私有化國有企業,導致產業基礎瓦解、資源主權喪失、貧富分化、社會動蕩。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也好,“新自由主義”也罷,都離不開國有企業私有化這個根源。
                      面對國內外各種挑戰,國有企業的穩定器、壓艙石功能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如果沒有國有企業,而是資本巨頭和外資控制了中國的戰略性產業,還會有國家獨立嗎?還會強調和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實現共同富裕嗎?如果政務、交通、醫療等關鍵信息出現泄漏,還能保障人民的安全嗎?一些聲音否定國有企業,也正是看到了國有企業對我們黨和國家的重要性,所以要釜底抽薪。在國有企業的問題上,既要算經濟賬,也要算政治賬、社會賬、安全賬。
                      二、澄清關于國有企業的若干錯誤認識
                      當前對國有企業有一些錯誤認識,使人們看不清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需要予以澄清。
                      1.錯誤地把“國退民進”作為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有人認為,改革開放成功,就是因為打破了“所有制崇拜”,告別公有制、發展民營經濟。這是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對立起來的錯誤認識。計劃經濟時期,我國GDP年均增長6.6%,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1.4%,不僅遠高于舊中國(最高只有1.5%),而且在世界各國也是領先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既發展民營經濟,又在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領域保持國有企業的支配地位,才實現了經濟奇跡。即使是90年代國有企業遇到困難,也主要是產業結構老化、重復建設、社會保障負擔加重等問題帶來的,并不是公有制的問題。如果說私有化是改革開放成功的經驗,那么就無法解釋,俄羅斯、東歐、拉美等私有化程度比我國更高的國家,并沒有出現經濟奇跡,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貧困陷阱,俄羅斯的制造業至今沒有起色。
                      2.錯誤地把當前東北等地區的經濟困難歸咎于國有企業。有的人認為“東北經濟的問題,關鍵是國有經濟比重過高”。這種觀點顯得偏頗。經濟困難的產生,往往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決不可簡單歸咎于某一因素。實際上,我國國有資產占比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其資產、營業收入、利潤分別占據全國地方國資系統的1/10、1/8和1/5,如果算上在滬央企,比例更高,而上海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質量最高、最為穩健的地方之一。重慶“十二五”期間國有資產從1.7萬億增加到4.5萬億,同時也是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方。近年來,遼寧省民營經濟發展迅速,2015年,遼寧省民營經濟占全省GDP的比重已達到68%,超過了浙江(65%)和江蘇(54.5%),但遼寧省的經濟增量卻不見起色。怎么能把一些地方的經濟下行歸咎于國有企業呢?實際上,東北經濟困難主要是由于資源枯竭、產業結構偏重、老齡化等原因,和國有企業沒有直接關系。美國五大湖區、德國魯爾礦區都是私有企業,資源枯竭之后照樣凋敝,難道這也是“體制問題”?東北地區的投資環境、體制機制確實有很多問題,但這些問題本質上并不是國有企業帶來的,不能借此來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東北很大的優勢是國有企業擁有完整的產學研體系和人才,盲目進行以私有化為主導的改革將削弱這一優勢,甚至導致大量失業、社會動蕩。這方面,國際上不乏教訓。
                      3.錯誤地把民間投資下降歸咎于國有企業。在私有制條件下,投資同樣會周期性下降,因為企業競爭性追逐利潤的盲目性,將導致投資和產能過剩、平均利潤率下降。不能刻舟求劍地認為,過去民間投資增長多快,現在就還應該增長多快。恰恰相反,目前還有投資空間的,主要是非營利性、公益性、戰略性的領域和環節,民間資本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和覺悟為這些領域做貢獻,還要發揮國有企業在投資中的關鍵作用。因此,民間投資下降主要是其自身的原因,不能歸咎于國有企業壟斷和限制。在我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是分工合作、優勢互補的關系。要避免有人利用“國進民退”的話題,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制造矛盾。
                      4.錯誤地希望通過國有企業私有化來激發經濟活力。多年來,我國流行著這樣一個話語陷阱:只有市場和私營企業才是更有“活力”的,而公有制就是“僵化”的。這個看法不正確,是機械地照搬了改革開放初期的經驗。改革開放初期,國有企業一統天下,適當降低比例是必要的。但是目前在一般競爭性領域搞私有化,不但很難緩解已經普遍存在的產能過剩,還可能加劇這一問題。在能源、資源等自然壟斷領域搞私有化,將加大經濟運行的風險和成本,山西當年私有煤炭企業曾出現普遍的官商勾結、安全生產事故和破壞環境等問題,經過國有化一些私營企業的整頓之后才有所好轉。在鐵路、電信等具有規模效應的領域搞私有化,將破壞網絡的整體性,增加交易成本和安全風險。在公用事業、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領域搞私有化,將危害公共服務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影響民生,惡化收入分配。和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國有企業比例過高不同,今天不存在哪個領域,通過私有化就能夠激發經濟增長活力,反而會帶來很大的社會成本和風險。一個一盤散沙、支離破碎的經濟結構,是不可能有活力的。
                      5.錯誤地把屬于行業監管、行業政策的共性問題,歸結到國有企業頭上。比如,產能過剩,是由于企業的無序競爭和一些地方招商引資、放松規劃和監管所造成的,但個別地方僅僅要求國有企業限產。再如,房地產行業“地王”頻現,是由房地產政策造成的,國有企業僅占房地產開發企業的1.9%,如果僅僅要求國有企業退出房地產市場,地王問題不一定能夠解決,反而會降低國家的調控能力。再如,目前公立醫院過度擴張,是由于其逐利性過強造成的,如果不扭轉公立醫院的逐利性,僅僅限制公立醫院發展,甚至像一些地方把公立醫院私有化,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就很難得到解決。
                      上述錯誤認識的根源,除了有國企私有化改革將給少數人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原因之外,主要是在思想上對新自由主義的迷信,用西方的理論來比附我國的現實。可是,即使是西方經濟學者,也沒有認為私有制就一定比公有制有效率。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特的獲獎成果“不完全契約理論”就認為,市場交易是有成本的,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市場就是無效的,而改變所有制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替代辦法。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一書中,也批評了認為國有企業比私營企業效率低的論斷。
                      三、黨管國企最重要的是賦予國有企業精神和靈魂
                      我們說國有企業重要,并不意味著現在的國有企業已經盡善盡美了。相反,當前我國的國有企業還存在不容忽視的問題,而要解決這些問題,最重要的是要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
                      國有企業首先是企業,同時也是承擔特殊使命、特殊目標的企業。經過多年改革,我國的國有企業已經和市場經濟相融合,這是巨大的成就。但僅僅做到這一點還不夠。任何一個企業要做強做大、基業長青,不可能僅僅憑借追逐利潤,也不是只需對股東負責,而是要有更高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黨管國有企業就是要在更高層次上發揮黨的政治核心作用,適應國有企業承擔新使命的需要,為國有企業明確方向和道路、賦予精神和靈魂,讓國有企業真正成為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的重要力量,成為中國經濟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的引領者,成為新發展理念、新發展道路的創造者和踐行者,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排頭兵和先鋒隊。
                      黨管國有企業,首先是要解決國有企業的理想信念和發展方向問題。國有企業的領導人不能簡單等同于一般的企業家。國有企業的干部,首先是共產黨員,應當是忠誠的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戰士,擁有超出一般企業家的更高覺悟和境界,在維護中華民族核心利益和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戰場上沖鋒陷陣,而不僅僅是追求個人待遇和事業成功。國有企業的職工,也不是一般的雇傭勞動者,而是要以主人翁的精神把國有企業辦好,在實現中國夢、國有企業強國夢的過程中實現自身價值。只有這樣,國有企業才能吸引大批志同道合的優秀人才,面對挑戰無往而不勝。當年,之所以“三灣改編”成為人民軍隊的轉折點,就是因為通過黨的領導,在思想上解決了“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的問題,我軍和舊軍隊最大的區別,不在于條令、戰術上,而在于其理想信念和政治路線,這是其強大戰斗力的來源。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最大的區別,也不在于具體管理上,而在于發展的目標和方向,應該成為有理想、有擔當、有情懷的企業。1999年,中國重汽陷入困境,嚴重虧損,骨干流失,瀕臨破產,一批黨員干部堅定理想信念,懷著“要造中國自己的重型卡車”的理念,守住家底,二次創業,現在已經是中國最大、世界第二的重型卡車生產企業。如果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有了這種精神,還怕辦不好嗎?
                      黨的制度和文化本身是提升國有企業管理水平的重要資源,也是我國特有的政治優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民主集中制、批評和自我批評、思想政治工作、官兵一致等制度和作風,不僅是黨永葆生機的保障,也同先進企業管理的理念相契合,被我國很多企業用在日常管理中,取得良好效果。甚至一大批優秀民營企業也受到積極影響。華為董事長任正非曾說過,華為的文化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共產黨文化。國有企業離黨最近,就更有條件把黨的制度和文化融入到企業文化之中,營造風清氣正、充滿活力和戰斗力的企業。
                      黨管國企,還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途徑。一段時間以來,我們“企業家精神”說得多了,“主人翁意識”說得少了,要扭轉這種情況。辦企業既要靠企業家,也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西方國家進入新科技革命時代后,也注意通過擴大職工民主、縮小分配差距、營造平等文化等辦法,提高效率和職工認同感。我國部分企業過度依賴低成本勞動力,造成分配差距過大,引發社會矛盾。要建設創新型國家,就必須提高工人階級的地位,讓他們有尊嚴地勞動,發揮主人翁精神,激發創新的積極性。國有企業黨組織支持職工代表大會和群眾組織發揮作用,在重大決策、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問題上聽取職工意見,能夠體現工人階級的主體地位,是國有企業的競爭優勢。黨的領導,本質上是工人階級管理企業。
                      總之,當前一些國有企業存在的戰略不清晰、腐敗、低效、官僚主義等問題,并不是黨管國企帶來的,恰恰是黨的建設弱化、淡化、虛化、邊緣化的后果。一段時間以來,把“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廠長負責制”和加強黨的領導對立起來,一些國有企業成為了獨立王國。實踐證明,沒有黨的思想和政治領導,企業就容易迷失方向,沒有嚴格的黨內監督和群眾路線,現代企業制度就沒有靈魂、容易流于形式。可見,黨領導國有企業既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原則,也是國有企業樹立遠大目標、加強管理、激勵創新的現實需要。
                      四、黨的領導和現代企業制度完全可以融合
                      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企業制度,不同國家、不同文化有著不同的企業制度,而且都在不斷完善。目前西方主流的公司治理模式,主要特征是股權分散、流動性強、外部資本市場約束、獨立董事為主。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暴露這種模式存在很大缺陷:股權過于分散,監督力量有限,獨立董事不獨立,市場壓力導致經營行為短期化等。可見,世界上并沒有完美的企業制度。我國的政治、經濟制度都沒有照搬西方,也就更沒有必要照搬西方的企業制度。更何況,西方國家的企業制度,是在私有制條件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企業的主要目標是對私有企業的股東負責,不存在對全體人民負責的問題,這種管理制度顯然不適用于公有制企業。
                      事實上,國有企業堅持黨的領導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不矛盾。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要求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從產權清晰的角度說,國有企業的產權是很清晰的,黨管企業并沒有改變企業的產權,而是更好地讓國有企業對其產權所有者——國家和人民負責。從權責明確的角度說,黨對企業的領導,并不是包辦代替,而是明確黨組織在決策、執行、監督各環節的權力和責任,支持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班子(包括職業經理人)依法履行職責,并且通過黨的政治領導讓他們既有分工制約、又有共同的目標和意志。從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角度說,企業的黨委并不是一級政府組織,黨對企業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以及參與重大決策,而不是參與具體業務。實踐證明,這既有利于提高效率,又能夠防止獨斷專行和決策錯誤。
                      那么,如何實現黨的領導和現代企業制度相融合呢?習近平同志在全國國有企業黨建工作會議上做了明確回答:“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明確和落實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組織落實、干部到位、職責明確、監督嚴格”。目前,一些國有企業已經通過修改章程,明確黨委參與重大決策和開展有關工作的具體程序,這就是“融入”和“內嵌”的具體體現。這一要求的實質是,黨的建設不是企業的一個部門、一個方面的工作,而是要滲透到企業工作的各個過程、各個領域,實現黨建融入一切工作,企業發展到哪里、黨的建設就跟進到哪里。
                      在國有企業的問題上,最應該樹立理論、制度、道路和文化自信,任何迷信西方理論、忘記歷史、以虛無主義態度對待國有企業的觀點都是有害的。辦好國有企業,是堅持黨的性質、宗旨和理想信念的重要體現。在黨中央領導下,更加自信的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能夠讓中國的國有企業煥然一新,真正成為黨和人民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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